知识已死

知识令人眩晕，它是无往而不在的解构运动：制造景观、令存在消失、令距离成为循环。知识代替了财富和机器而成为新的占有工具，它的占有方式打破了积累和剩余、过去和现在、新与旧的循环交替。柏拉图及其理念论的追随者们提出事物与存在具有可分离性，“存在”是对事物的技术性摹仿。知识则打破观念的等级，占有了“存在”本身，从数字般简单的“存在”中，存在者被另行摆置，如海德格尔所言，它将成为“事物之名”。

        19世纪以后人们开始面对知识的幽灵，并接受它通过事物——存在者之言说的内容——传播的种种影响，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1】中宣称知识将取消观念的形而上学历史，引入对时空观念的（形而上）变革。这也将涉及到存在者是否能在观念—表象的区分中重获其立足点：知识使存在者独立于（时空的）实在性，也使其失去了个体化和应对虚无的能力；事物重获其统治存在的理性资格。

        事物是相对主义无所不在的形式，人们难以承认它的基本定义中包含的更多隐喻：复活的表象。事物因知识而在场，它存活；而事物同样借由存在者言说“不在场性”，它隐喻死亡；死亡是固有的不在场性，它“如实地”对于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进行区分、保存和观察。认识包含着对事物内部的死亡因素展开观察的意识，潜在地将死亡的形式设定成知识（出现的形式）的内在对立面；死亡是对知识的客体化的一种陈述。

       建构中的知识不断接近“如何知晓”这个问题，这个抽象普遍的相对主义形式；用谢林在谈论永恒的手稿【2】中的语言来看，“建构行为”早于建构性的姿态，困于“知晓”的永恒僵局。什么是建构中的知识？它难道不也是那个如实反映“事物之名”的化成（becoming）状态，不也是对存在者与事物之联系的抽象反思？在认识论的众多“建构行为”方面，人们将观察到知识的人格、知识对其姿态的“无知”和这种“无知”的相似关系。

       知晓是在场性的化成（过程），接受自身作为客体的生成；来自于客体（未分化的“一”）的凝视表明：知识的位置被标记，获准了（可以）生成的形式。知晓状态陷于原初客体不可接近和触及的内在性中，如同在先天性中被遗忘、然后进入了简单而否定的循环：寻求联结，寻求从自身出发的相关性；“无知”在知晓与其“此在”的命运中绝非一无所知，而是困于这种命运的知识尚未出世的话语：一种不被知晓的内在声音。

       个体与知识最初是通过反思取得联系：一方发出声音，另一方发生凝视，成为个体化的两极。个体化即建立反思的双向运动，从外部来看，双向是条件、互动和环节。个体携带着知识最为内在的标记而成为个体，从而也在普遍的联系范围内确认了自身；反过来，对个体“存在”的知晓决定了它是否还处于普遍性之内，这种决定也是表达个体功能的形式。

        知识使人发现在“人”的相似状态中的个体形式：个体是被压抑的功能，因此人们错误地设想存在着“原始个体”，走向了对知识的规律进行总结概括的相反（回溯性）道路：功能始终作为双向、循环、反思，现实个体将在它的纯粹形式及其被压抑的那个“出现”中寻找到一种应用，一种在其深刻的内在性中占有被扼杀的镜像的原初行为。

        知识早于叙述其发生的历史，拉康认为“原始（元）叙事”最好着知识的本质：它扼杀一切对立面的形式，一切与其关联的近似，而历史化——建立普遍、特殊、个体（从对立到三元）——的道路将呈现出以知识为化身的各个幽灵般的幻象。知识在声音与凝视的原初摹本上描绘出社会存在的幻象与征兆；镜像是与个体接近的知识的反射，也可以说，它就象征了个体化功能的结构。功能化的推进反映着知识无处不在的破坏、解构；知识毕竟也在它的客体化（叙述）中建立起那些功能。

（3）三元组、历史的冲突、俄狄浦斯之悲剧：历史的绝对启示就是个体被知识所放逐，最终堕落为自身原罪的牺牲品。我们将见证：当原罪发生后，事物与个体逐渐分离，这些个体不再具备“观看”或处理它们的能力，他们丧失了“在世”的基础，变得越来越不可知。俄狄浦斯也走向了那个与世界隔绝的冥域，他的话语是可信的，可是他的名义不复存在；悲剧是观众能够接受俄狄浦斯式的调节，启示的“声音”被听到：俄狄浦斯的知识就是乱伦这种凝视着“声音”，与之接触，以正常者的姿态接近原始禁忌的行为。

        俄狄浦斯看穿“人”的诡计，可他也陷入诡计之中。可见他的出生被诡计所捕获，回溯地形成了他的命运：他以一个颠倒的客体姿态去凝视“人”的形象，盲目地行使着“正确”的事情以及与“知识”的联姻。悲剧再次启发了俄狄浦斯这个个体身上人性的空无与牺牲的重叠，个体化使之进入了知识所排除的“人”的领域，然后他又为知识所驱逐，缺乏人性的反思使得他原本犯下的空无（闯入禁忌）之罪再次加倍成“为知识而牺牲”。

         因此，原罪就表现为知识的形象，黑格尔认为俄狄浦斯对于牺牲的自我意识潜在地属于世界舞台的观众，即这些观看、审判原罪发生的法官们。个体与牺牲的联系也由知识所隔开，中间经历了特殊化和普遍化的历史进程：牺牲在信仰的普遍形式下被转移了，这种命运将由众多的个体来承担、分有、成为特殊的形式；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个体在原初的“牺牲客体”中与俄狄浦斯相同一，都表现为对同一的知识行为的建构式摹仿。

        俄狄浦斯象征着个体化与功能的联结，通过象征完成了对个体直接遭受的功能之启示的转移：保持其“无知”状态。功能将个体带入牺牲的相关性，使个体占据知识的一环，这些个体又从“牺牲客体”那里分化，重新回到“我”—象征全部身份的集合体：无数的“我”对个体进行命名，以示区分，然后消失，这就是说，从知识到言语（翻译）的转渡才建构了三元组。在象征“我”的自我意识（语言）出现之前，“牺牲”都由全部的个体来承担，而俄狄浦斯就承载了那个“牺牲客体”的（共同）意志，他的“死亡”对应着“自我意识”诞生，分有，使得牺牲行为进入合法化—象征性解释的精确时刻。

        在共同体的历史当中，意志取代牺牲，以“知晓”这种普遍的形式将牺牲移交至伦理。当知识变成了共同体“自我意识”的一种记录、保留和持守时，知识和伦理就共同具有了一种“同一性”，于是我们可以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部的结尾“自我意识则是伦理实体的现实和实际存在，是它的自我和意志”。伦理实体，确切地说，是在那个为象征性（普遍）地转移“牺牲客体”（进入知晓、保存的状态）并分离知识与伦理二者的时刻建构出来的量单位。【3】

       这将认识带入了存在与存在者更为精确的联系当中，这种联系已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历史化”的联系，因为形而上涉及到对虚无主义的转移，将虚无同对共同体事物（事务）的所有权相结合，而存在—存在者在其联系中将个体变成虚无，消解了个体“在世”和在场的踪迹（变成一个更大的实体），鲁道夫·卡尔纳普指出“海德格尔将实体当作个体化的虚无”而错误地使用了实体概念，因为实体不是“消解个体的虚无，而是建构个体的虚无”，在共同体的意志当中，虚无主义直接地就是个体与知识的联结（知晓内部成员的存在状态），它抹去了由建构性的虚无所体现的、即个体在知识面前分化、转移、占有对方内在的伦理意识，最后重归那将牺牲翻译成语言“我”的普遍—单一性。

（4）大学话语：“我”在其——普遍—单一性（universal—singular）——形式中是一种使差异、分化得以出现（的保护性姿态），又在本体论差异（基础）的伪装下得以回归的形式，在“我”出现的地方，“无知”就被知识转移或者说象征地注解了。大学话语创造性地运用和消费着“无”，所谓“无我”，参与者的不在场，一切个体与“我”这个单一体无尽而消失着的联系，乃是大学话语最具创制意义的建构性特征。

       拉康指出大学话语常常将“无”转移到与客体相同一的“相关性”联系之中：“我”在其普遍—单一的名义下承担着混淆各类事物、命名这些联系的杂多性的冒险。知识的功能在这里单一地建构着“我”的言说，通过言说，“我”与这些杂多的联系在名义上是分离的：“我”既是保证了这些联系最终成立的大他者的玩物，也是它虚假的主人（一个元能指）。

        指出这种分离的象征通过“我”玩弄并假装分析着可能成立，也可能是悖论的一切至关重要，一切（或“一”的）“可能性”以众多被排斥和放逐的形式重新回到了问题领域（“被压抑物的回归”），在知识及伦理层面上，可能性屈就于“我”的存在，这个“我”保护着可能性得以出现的形式，亦表达出这些可能性假若真实成立的怀疑姿态：“可能性”是一笔知识的象征债务，因为它充当转译、中介、联结着“知识”与“我”的象征关系，它亦知晓“我”就是引起知识与其对立面之争的一种充分表达。

       “什么是可能的，什么便是成问题的”，大学话语因此而简单地怀疑一切（“一”本身），它的翻译是：一种可能性与另一种可能性的外部对立也是可能的形式（“纯粹出现”）与化成问题的内容之间的内在对立；化成便由“我”从主体到客体的转移来肯定，“我”在一内部反映出的在场与不在场极其反常地化成了内容本身的一种区分性姿态：在“我”的名义下，内容涉及与形式并不相干——大多时候，即——多数与少数之争，这种区分性姿态把量的优势看作是先天成立的。

       简单地来说，大学话语使人陷入了“唯我论”的循环，而“唯我论”又正是知识分化个体——分有特殊形式——并不完善的功能，“我”承担了从知识到事物的过渡的缺陷：知识的语言无法通过象征性的知晓化身为“事物之名”。因而，在大学话语中，个体说出了被事物所统治的语言，并趋附这些外界事物，难怪，它最后只剩下了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即“人无法认识事物的全貌，只能认识拟像，认识冰山一角······

        “事物之名”缺乏与普通个体间的象征性联结，反过来说，它不认识从事物中获取知识，并以知识为身份、传统之区分和世俗基础的个体。“事物”——在更多的时候，隐喻资本异化个体的强力——并不希求多元共处，因而个体对事物完成的普遍性的颠倒必然——从自在的事物到自为的实践——是唯物主义的：把自身预设为终结（外部）事物的个体，混同“事物之名”与在事物之镜像中尚未分化完整的个体的联系。

        回到联系着“在场与不在场”这一知识性陈述中的区分，它不是也应该成为知识内部的幻象，自为地化作存在者（个体）与被颠倒的存在之联系中反映出的“知识已死”的标记？

【1】世界图像的时代：海德格尔1938年演讲，探讨了形而上的工作已经转移到哲学对事物（表象）和本质的规划，虚无主义是主体在现代世界获取知识的法则，无异于生存，斗争和制定共同历史计划的法则。这篇演讲被收录于《林中路》。

【2】谢林手稿：这篇手稿是二战后在慕尼黑大学的废墟里发现，整理所得，有三卷，名为《世界时代》，主要否定了区分存在与形式的姿态，即便上帝也无法为事物出现的“纯粹形式”提供保证，认识到这一点就得出建构性姿态本身并不可知；知识“沦陷”于事物间相似性的无穷演化。

【3】量单位：量是对质的分有，特殊化处理，表明它与伦理实体作为共同体的实质，它的发展和终结并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