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
内容提要：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带有主张开国、追随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主张攘夷、对抗西方的倾向。两种性格既矛盾又统一，能够在“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欧化民族主义”与“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国粹民族主义”这一对立模式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说明它不仅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更是一种“反普遍与反特殊”“反封建与反西方”并行发展、缠绕交错的复杂集合体。在大正时期，这两种性格又进一步向“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的形态发生了蜕变，并带着向“亚洲”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与“亚洲主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展出了“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没有否认日本的特殊性与优越性，都带有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于亚洲整体利益，主张“日本=亚洲”的消极色彩。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05期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有不少人在鼓吹建立一个“正常国家”，并为此试图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近代那一段极不光彩的事实予以否认。尤其对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他们大肆宣扬其“积极意义”，试图掩盖其侵略膨胀的性质。然而正是这两个思想，曾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与理论基础，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痛苦与灾难。故从学术上对其思想本质与理论特征展开详细的考察与深刻的批判，无论对于探究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活动的思想根源，还是对于考察其对华认识与政治外交政策的形成、发展规律，都将具有可观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研究前提与问题缘起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原本是伴随着近代的到来，基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而成立的思想或运动，是一种近代的“发明”或“创造”。①它一方面在对内层面宣扬国民的普遍团结，带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对外层面强调本民族的特色，又具备了特殊性。故而是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带有“二律背反的趋向性”。②然而它一旦迈出了应有的框架，走向极端并误入歧途，便极有可能展现出颇为消极的性质。
多年来，得益于中外学者的不断努力，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学的范畴，而是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重角度展开。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相关概念与定义的问题上仍旧存在着一定的争论。④比如曾有学者认为：“(民族是指)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⑤抑或是：“拥有共同语言、文化、民族性、礼节、历史的人群所构成的大集团。”⑥这实际上意味着：能够将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有时是共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价值，即族群性(Ethnic)；有时是相同的普遍政治理念，即市民性(Civic)。譬如像美国那样不完全依靠民族的历史传统，而是侧重于利用普遍政治理念来凝聚、团结国民的“市民性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也是存在的。所以本文在此基于这一认识，作为研究的前提，拟将民族主义暂且描述为：一种主张以共同历史文化、传统价值抑或相同政治理念为基础，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具备了共同命运，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排除外界压力与干涉，谋求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或运动。
那么，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又是如何的呢？可以认为，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早期近代化过程中，它曾展现过一定的进步意义，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普遍性。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迅速误入歧途，越出了应有的界限，暴露出了颇为消极的性质。尤其是日本的特殊性，在对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进行强调的过程中迅速转变成了优越感与“盟主”意识，进而作为一种极端性的民族主义为军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充当了理论工具。甚至曾在“盟主日本拥有解放亚洲之使命”的口号之下，与所谓的“亚洲主义”⑦思想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因此在讨论日本民族主义时，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1.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具有双重性格。虽然它作为近代的产物受西方影响而形成，但未必与西方的民族主义完全一致。在其形成之初，实际上存在着一方面要求对抗西方、另一方面为了对抗西方而要求学习西方以压迫“亚洲”的两种趋势。所以对其展开的分析与批判不能是单线条的，势必需要以“两分论”的方式进行。2.它具有一定的理论延展性，与“亚洲主义”侵略思想保持着不可分割的交错关系。故而有必要基于其双重性格，对这种延展性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3.对于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的错误与罪责，不应该只有感情上的控诉而缺乏学理上的批判分析。从学术理论的角度阐明其思想根源与消极性质，说明其为何带有这种性质以及怎样展现出这种性质，也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那么，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究竟应怎样分析？它与“亚洲主义”到底保持着怎样的关系？如果它向“亚洲主义”发生了延伸的话，是如何延伸的？特别是在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西方的价值理念与民主思想空前发展，同时排斥西方的浪潮也迅速高涨。在这种复杂而激荡的背景下，它们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为了尝试探讨这些问题，拙论拟集中对大正时期日本的民族主义、“亚洲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展开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众所周知，西方的民族主义，原本是在反抗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普遍原理”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原理”，带有近代性与反封建性，故而可以被形容为“反普遍之特殊”。而日本在早期近代化过程中模仿、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并追求凝聚、团结国民以应对危机，其所产生出来的民族主义，自然也会是一种“反普遍之特殊”。它作为“欧化民族主义”，一方面重视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在批判幕府政治的问题上体现出反封建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对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理念采取了轻视的态度。
然而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又产生出一股与此相对、甚至相反的民族主义潮流。它作为所谓的“国粹民族主义”，基于对前近代社会的“思念”与“追忆”，侧重于鼓吹日本社会以往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并将其作为“日本的特殊性”来与外国相区别，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了凝聚、团结国民的作用。而对于西方社会，则将其摆在了“外侵者”的位置采取了轻视乃至抵触的态度，由此展现出了浓厚的“族群性”。因为它是在对抗西方以及对抗作为“特殊原理”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特殊原理”，故而可以被形容为“反特殊之特殊”。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可以首先从“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欧化民族主义”与“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国粹民族主义”这一对立模式中得到集中体现(见图1)。即：一方面存在着欧化民族主义的类型，重视模仿、吸收近代西方的普遍政治理念，倾向于反普遍、反封建的“市民性”，主张推进欧化，发展“西方的原理”与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国粹民族主义的类型，重视继承或鼓吹日本本身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理念，倾向于反特殊、反西方的“族群性”，主张回归国粹，发展“日本的原理”与国家主义。⑧这显然意味着，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更是一种“反普遍与反特殊”“反封建与反西方”对立统一、缠绕交错的复杂集合体。
图1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
当然，上述的双重性格也并非绝对对立。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共性。比如：1.如前所述，无论欧化民族主义还是国粹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特殊原理”。它们在早期都将身份认同限定在了“日本”与“日本人”的范畴，本身并不具备超越国境的普遍性。2.虽然国粹民族主义反对西方、反对日本社会的西方化与近代化，但这否认不了其本身与欧化民族主义一样作为近代化产物的事实。而且它的反对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被其批判的不过是过度的西方化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此后有不少国粹主义者在鼓吹“实现西方化、近代化的日本在亚洲拥有优越性地位”，乃至“具备了促进亚洲其他国家发展西方化与近代化的资格”。⑨3.两者在同一土壤、同一国家、同一环境之下形成并发展，都没有脱逸出近代天皇制的框架，都承认“忠君即是爱国”，从而导致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在总体上体现出了颇为浓厚的“君主民族主义”⑩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两种类型既有差异也有共性，是相互交错、并行发展的。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民权论”与“国权论”的并存与混在，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两种类型都作为“特殊原理”，将身份认同限定在了“日本”与“日本人”的范畴，但其内心却始终无法抑制向外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这股欲求与冲动，早在日本向民族国家转型之初就已经展现出了苗头。即：为了应对西方势力的冲击，当时除了发展欧化民族主义与国粹民族主义以便团结本国力量之外，还有人主张进一步扩大“团结”的范围，实现作为“亚洲人”或“亚洲之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这最终导致“亚洲主义”作为一个选项被提了出来，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密切关系。
甚至可以认为，本文在开头所提到的民族主义对内层面的普遍性，被这些近代日本人进行了歪曲与延展，从而在“日本与亚洲共有着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的虚幻之中，将日本扩大为“亚洲”，与所谓的“亚洲主义”思想产生了联结关系。但另一方面，对外层面的“日本特殊性”却仍是根深蒂固的。这最终导致在向亚洲“延展”的过程中，究竟是继续强调日本的特殊性，还是放弃日本的特殊性转而强调亚洲的特殊性，变成了一个混淆不清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在宣扬亚洲特殊性的同时，又拒不否认在亚洲内部日本的特殊性，从而出现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能够看到的情况：时而强调日本的特殊性，时而强调“亚洲的特殊性”，由此导致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比如日本的代表性政治团体政教社，其机关刊物的名称就曾同时使用过《日本人》与《亚细亚》。(11)这或许恰恰象征着：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他们究竟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还是站在“亚洲主义”立场上，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诡异的问题。
由此看来，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无法否认，而且是紧密而复杂的。或许正是这种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向我们进一步揭示出“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可能造成亚洲主义类型两分化”的问题。那么，当时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它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为了具体考察这些问题，接下来将以日本大正时期为中心展开探讨。
二、反普遍、反封建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
首先是大正时期欧化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的情况。可以说，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在进入大正时期之后，以往的欧化民族主义势必会产生一些变化，带有时代性特征。具体来说，在这一时期，日本民族主义以往“内争民权，外扩国权”的双重性格，开始以“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12)
伴随着这一时代潮流，要求“内争民权”的反普遍、反封建的欧化民族主义所侧重的内容，也就自然会表现为对内的“立宪主义”。同时自一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坚持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还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意识的发展与扩大。所以模仿、吸收西方文明的欧化民族主义也就会随之带有追求扩大民主的性质。然而，它却又因为无法突破天皇制，或者默认了天皇制，只能将主权与治权分离，以“民本主义”(13)的方式展开。故而可以认为，在此时期，以往的欧化民族主义在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蜕变成了“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14)
众所周知，在明治时期的欧化风潮中诞生的自由民权运动并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的。原本要求“内争民权”的主张，最终在外部危机的紧迫状态下承认了“外扩国权”的优先地位，“民权论”走向了“国权论”。但到了大正时期，形势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不仅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在一战中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可以说外部危机基本解除。这自然意味着“内争民权”的主张有可能重回前台。正如既往研究所总结的那样：在近代日本“危机感高涨的时期，‘国家、国权’所占的比重会增加，被置于优先地位，而‘国民、民权’会相对地退向后台；相反，若‘国家、国权’没有面临危机，那么国民的权利，即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民权主张、尊重个体的思想就会相对地走向前台”。(1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开始在大正时期迅速发展。
而且，当时国际社会中民主意识的扩大与普及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有趣的是，这股民主意识是与民族主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即：一战中各国民族主义的激烈对决，造成了战后全世界范围内民主意识的发展。反过来，在战后的民主意识之中，也包含了民族自决等民族主义思想。推动社会的民主，能够进一步实现社会力量的广泛动员，为民族主义提供发展的动力，如同军事上的“总体战”那样发挥在政治上“国家总动员”的效能。(16)这显然意味着在当时的日本，民本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也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把两者分开论述貌似并不明智。在大正时期的日本，以往反普遍、反封建的欧化民族主义蜕变成同样反普遍、反封建的“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或许正是当时时代背景之下的一种必然。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除了在横向上与民本主义发生关联外，又在纵向上与“亚洲主义”思想形成了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作为反普遍之普遍的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这一对立模式中得以体现(见图2)。即：“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日本国内的范畴，而是在自身向外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下，在“日本即亚洲”的固定思想范式中，表现出了向“亚洲”扩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其反普遍、反封建的目标虽然没有显著变化，但其性质却从日本的“特殊原理”扩大为亚洲的“普遍原理”了。所以它所发展出来的“亚洲主义”，自然就会是一种“反普遍之普遍”。而且如上节所述，“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作为欧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态，本身就侧重于利用政治理念来凝聚、团结国民，所以在往“亚洲”套用时，它可以直接借用“民本”这一“普遍原理”而不需要为亚洲再另行创造、发明新的“普遍原理”。由此，“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在纵向上向“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的扩大最终得以实现。
图2 反普遍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
若结合当时的具体例子来看，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关系显然是能够得到充分佐证的。比如在横向关系上，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宣扬民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吉野作造就曾在其政论中指出：“国家终究是个人的集合体，我们在国家的发展上肩负着不可动摇的积极责任，这一观念是明确无疑的。所以参政权，能够在个人分担国家责任的问题上得到新的根据。……由于能够在国民中产生出国家精神，让所有人都明确意识到从根本上充实、发展国家的目的，所以全面推行民本主义，是不容任何质疑的。”(17)可以看到，吉野在这里强调了“国民=国家”的观念，认为个人意志与国家精神、个人权利与国家发展不应是相悖的，而应该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实际上就是在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阐述民本主义的理念，用民本主义的逻辑来表达民族主义的精神，显然是“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
而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吉野作造的主张亦展现出了向“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扩展的趋势。比如他曾对西方展开批判称，西方“自诩为世界最优秀人种，自夸具有领导世界之责任并理应支配亚洲”，并进而宣称：“东方的命运应该由东方人自己左右……我们不仅应该在与东方命运相关的问题上取得不容干涉的实权，而且还应进一步在参与讨论世界命运的问题上蓄积力量，奋发图强。应该喷射出东方的火焰，让西方人从迷梦中惊醒。”(18)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认为只有以日本为“模范”推进文明化(西方化)，东方才能够得到发展。(19)可以说，吉野作造的这种“东方是东方人之东方”的理念，与“亚洲主义”的核心思想完全保持一致。在他看来，能够将亚洲团结在一起的“普遍原理”，正是在日本社会西方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本主义思想，或者说，是一种打着民本主义旗号的思想。这显然意味着吉野作造在日本国内问题上所主张的政治原理，被其借用到了亚洲的问题上，从而实现了“特殊原理”向“普遍原理”、“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向“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的扩大与延伸。
然而从其思想本质来看，这种在日本国内层面主张民权、追求平等的“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在向“亚洲主义”这一地区层面进行延伸的过程中却展现出了极为消极的性质。比如吉野作造就曾在其他场合做出过如下论述，“在日本的恩泽之下，朝鲜人逐渐得到了优良之教育，并发展了知识”，日本“在满洲的扩张，不能只是巧妙地控制在少许专管区域之内，不应仅在关东州(即中国的旅大地区——引者注)向北、到长春为止的细长地段内发展。而应进一步在其周边实现广泛的经济发展。……换言之，日本的势力必须向整个满洲及蒙古腹地扩大，否则我国在满洲扩张的理想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20)甚至对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从(日本)帝国的立场来看，这已是最低限度之要求。此番措施，把握了对华交涉之良机，在与西方列国的关系上亦是选对了时机。从提升帝国未来在华之地位来看，是颇合时宜的。”(21)显然，吉野作造的思想带有浓厚的时代局限性。“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看似在向“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的“普遍原理”扩大，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否认日本的特殊性，反而坚持了其自身利益与优越性并作为一种现实得到承认，仍旧带有“特殊原理”的性质。因此，“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与其说是从“反普遍之特殊”发展而来的“反普遍之普遍”，还不如说是一种“疑似反普遍之普遍的反普遍之特殊”，抑或是“披着普遍原理外衣的特殊原理”。
三、反特殊、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
那么在同一时期，作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另一类型，国粹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除了有模仿、追随西方的“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外，还存在一股要求批判、反对西方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对一战中西方列强的血腥与残酷大加指责，认为“西方文明，其精神是掠夺性的；其手段，是将对自然界的掠夺直接转向对人类世界的掠夺”，(22)并断言其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进而基于此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价值，反思日本继续前进的方向。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往的国粹民族主义得到了发展、壮大的契机。它与偏重“对内立宪主义”的欧化民族主义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对外帝国主义”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极端化，最终蜕变成“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23)
显然，与明治时期“欧化运动vs.国粹运动”的情况相同，大正时期的日本仍旧存在着并行性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运动，走在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上。而其具体表现便是：“民本主义vs.超国家主义”，抑或是“大正民主运动vs.超国家主义运动”。
事实上，“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之所以在此时得到了发展与壮大，与大正民主运动本身所造就的百家争鸣、自由开放的舆论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一宽松的环境下，它开始在日本社会骤然增强影响力并迅速作为一种“包含丰富要素和政策构想的潮流推展开去”。(24)再加上当时受内外思想的刺激，开展社会运动已然成为一种流行现象，大批日本民族主义者“放弃了(以往)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所推崇的那种含蓄方式，转而采取了更加充满暴力的直接行动”。(25)由此导致“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在继承国粹民族主义思想主张的基础上，显得更为野蛮与粗暴，并以“国家改造运动”或“昭和维新”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当时“观念右翼”向“革新右翼”的转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们在大正时期曾频繁利用日本国内外的各种政治事件以及国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一方面大肆鼓吹反西方的言论，另一方面猛烈攻击追随西方的“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并进而蓄积力量，谋划、实施了各类具体行动。
而这些具体行动，大多以“对外反对西方的偏见与压制，对内反对政党政治与协调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譬如1924年美国颁布“排日移民法案”后，代表性超国家主义者、右翼理论家、活动家大川周明就曾愤慨地鼓吹：“此次日本人排斥法案之无理非道，如青天白日一般不容任何质疑。美国迷失在固执的人种偏见之中，对日本紧闭国门……我等对此奇耻大辱应当容忍吗？……我国应当停止多年来的娼妇外交(指政党政治所采取的协调外交——引者注)。因为以稳健自诩的娼妇外交，其恶果现在不是正摆在我们眼前吗!”(26)或许正是以此思想主张为核心，大川继老壮会(1918)、犹存社(1919)后，又于1924年创办了“行地社”，扬言要“则天行地”，将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付诸现实的暴力实践与改造运动中。也恰恰以其为代表，在此之后，诸如东兴联盟、大雄峰会、大日本正义团、建国会、士林庄、大行社、一新社、金鸡学院、全日本兴国同志会、天剑党、爱国社、国民战线社等一大批激进团体、右翼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日本社会中涌现，如核物质的链式反应一般爆发性地膨胀扩大，共同推动了“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的猛烈发展。
不仅如此，这种“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在另一方面还体现出了向“反特殊之普遍”延伸的趋势。即：与“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一样，它也具有向亚洲扩张的欲求与冲动，也带有“日本即亚洲”的固定思维。虽然在反特殊、反西方的目标上没有变化，但其囊括的对象却从日本向亚洲发生了扩大，由此产生出“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见图3)。然而不同的是，它作为“族群性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具备类似“民本”那样的普遍政治原理，所以在将“日本”掩饰为“亚洲”的时候，不得不另想办法去寻找、创造一种可资利用的“普遍原理”。但从族群性的角度来说，亚洲社会自古以来就不存在完全共通的价值核心与精神交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也缺乏足够的等质性与相互认同感，是多元性的存在。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自不待言，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也都拥有各自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要在这种多元的亚洲社会去寻求普遍的原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它只得强词夺理，把日本的原理直接等同于亚洲的原理，从而体现出“日本=亚洲”的特色，带有更为野蛮与粗暴的色彩。
图3 反特殊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
而这种情况，是可以从当时“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中找到具体体现的。比如，以其代表人物大川周明为例可以看到，他曾在自传中确认过自己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在27岁那年)我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在这一过程中颇为意外地开始对日本历史产生了兴趣。在花费大量时间撰毕《列圣传》之后，我作为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变得颇为强烈，逐渐对一切日本性的东西都兴致盎然。……在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所有一切都必须用日本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用日本的方式来展开行动。”(27)这显然意味着他所信仰的民族主义，与当时的“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有所不同，乃是以日本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理念为基础的“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属于“族群性民族主义”的范畴。
进而，这种民族主义向“亚洲主义”发生了扩展。他宣称“日本被上天委以新世界领导者之大命，吾等之任务在于拯救受西欧之虐的国民，进而让亚洲摆脱外部不正当之压迫，发展其本来文化”，故而要“宣扬亚洲人之亚洲……日本民族应认识到此种伟大使命”。(28)尤其是，“代表欧洲的一国(美国)与代表亚洲的一国(日本)均应作为代表东西的战士被选择出来，为创造新的世界而战”。(29)然而，在“亚洲的共性、亚洲的普遍原理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大川却遭遇了难题。他感慨道：“亚洲的政治复杂，产业形式多样，文化样态繁多，亚洲绝非一体。或者说太过于不像一体了。”(30)所以为了敷衍这一事实，正如我们在大川周明的著作中能够经常看到的那样，他选择的做法是：大肆鼓吹日本能够等同于亚洲，或者日本就是亚洲本身。即：“无论对于三韩文明，还是中国的儒教文明，抑或是印度的佛教文明……日本都毫无遗憾地领会并摄取了……我们吸收了亚洲文明的一切内容，并使之在国民生活中得到复兴……由此得以使亚洲浑然一体，成为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完美呈现出来，无疑就是日本人光荣的特权。”(31)进而他强调：“复兴亚洲的战士，无疑也是改造日本的战士。啐啄同时、相辅相成，大乘日本之建设，正意味着真正亚洲之诞生。”(32)从而将日本国内层面的超国家主义、国家改造运动与“亚洲主义”思想紧密关联起来，使“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得以成立。
可以看到，由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具备可资利用的普遍政治原理，所以它为了进行敷衍，最终选择了将日本的“特殊原理”直接等同于“普遍原理”的方式。这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疑似反特殊之普遍的反特殊之特殊”，抑或是“披着普遍原理外衣的特殊原理”而已。而且比起“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来说是更加野蛮与粗暴的。它完全无视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与感情，强行将亚洲捏合起来，统一在日本的“特殊原理”之下，并采用日本优越论、日本盟主论来作为理论性支撑，以日本一国的利益等同于亚洲整体的利益。这显然与侵略主义无异。所以它在此后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摇旗呐喊，成为压迫弱小民族、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工具，就绝不会是偶然的事情。
四、结论
综上所述，拙论基于既往研究的宝贵成果，结合国内外相关资料，尝试以大正时期为中心考察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及其与“亚洲主义”的联结关系，以期通过这一考察来窥探近代日本对华侵略活动的思想基础，及其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自诞生以来，一方面带有主张开国、追随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主张攘夷、对抗西方的倾向。这两种性格既矛盾又统一，在“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欧化民族主义vs.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国粹民族主义”的对立模式中能够得到集中的体现，证明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更是一种“反普遍与反特殊”“反封建与反西方”并行发展、缠绕交错的复杂集合体。
到了大正时期，这两种类型在时代背景下，与当时日本国内外的形势相结合，分别向“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产生了蜕变，并进而带着向“亚洲”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在“日本即亚洲”的固定思想范式下，进一步向“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发生了扩展。由此，形成了一种能够根据“日本价值与西方价值”“日本范畴与亚洲范畴”等条件来进行梳理、区分的思想架构(见图4)。
图4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
通过对这一架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都与“亚洲主义”产生了密切关系。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本身在对内层面的普遍性被歪曲、利用，成为将日本等同于亚洲的工具。但是在具体的手段上，两种类型之间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前者因为本身侧重于强调“民本”这一普遍政治理念，所以在跨出“日本”范畴、主张“亚洲”范畴时拥有着可以直接利用的“普遍原理”；而后者则因为侧重于强调日本本土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理念，所以在进入“亚洲”范畴时遭遇极大的难题，不得不强行将日本的“特殊原理”与亚洲的“普遍原理”等同起来，以达成其目的。
然而，正如吉野作造、大川周明等人的思想言论所体现的那样，无论是前一类型还是后一类型，在地区层面宣扬所谓的“亚洲主义”时，对于日本的特殊性都没有进行否定，甚至还反过来将其作为一种现实，大肆鼓吹日本在亚洲的优越地位。这显然意味着“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不过是一种“疑似反普遍之普遍的反普遍之特殊”，而“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则是一种“疑似反特殊之普遍的反特殊之特殊”。两者都是从日本的“特殊原理”延伸、扩大而来的“披着普遍原理外衣的特殊原理”，都带有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于亚洲整体利益、主张“日本=亚洲”的消极色彩。因此，它们在近代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帮凶，成为其美化侵略战争的理论工具。
注释：
①具体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其英文原版为：Bene 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Verso,2006.
②大澤真幸、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論』，有斐閣，2009年，第1页。
③在一般概论与通史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研究主要有，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陈秀武：《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等等。而日本学界则主要有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ゐナショナリズム」，上山春平：『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河出書房，1953年；木村時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研究』，前野書店，1966年；姜尚中、森巣博：『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克服』，集英社，2002年；松本健一：『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筑摩書房，2010年；大澤真幸：『近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講談社，2011年；等等。在专题研究方面：(1)针对思想的起源、逻辑与发展进行考察的主要有徐静波：《近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1期；张宪生：《论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2)从具体人物与事例入手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西田毅：『近代化と自我·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相』，晃洋書房，2001年；王明兵：《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庄娜：《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等等。(3)还有从文化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切入课题的，比如魏育邻：《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等等。然而从思想的双重性格入手，将其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关联起来展开集中性、具体探讨的研究却付之阙如，难得一见。
④由于英文“Nation”包含了国民、国家、民族等多重概念，故“Nationalism”可与“国民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应，使其定义呈现多元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本文在此暂称“民族”“民族主义”。
⑤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⑥大澤真幸：『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グロ一バリズム』，新曜社，2014年，第49页。
⑦即打着“团结亚洲，共抗西方”抑或是“亚洲是亚洲人之亚洲”的旗号，行侵略之实的思想。
⑧还有一些研究曾从日本经济的依赖性与反依赖性来阐述这种双重性格。具体内容参见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義史研究』，青木書店，1998年，第23页。
⑨比如当时代表性国粹主义团体政教社，就曾在其社论中提出“日本兼具西洋之文明与东洋之身体”，“较亚洲各国最先完善其文物，故有作为先觉，开导亚洲各国后觉之重责”。参见政教社：「亜細亜経綸策」，『日本人』，1890年第45号；政教社：「亜細亜旨義とは何んぞ」，『亜細亜』，1892年第32号。
⑩爱德华·卡尔曾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君主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三种类型，并认为君主民族主义肇始于16、17世纪的欧洲，强调君主掌握国家主权，并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具体参见Edward H.Carr,Nationalism and After,London:Macmillall,1945.
(11)其名称在1888-1891年为《日本人》，1891-1893年为《亚细亚》，1893年以后两个刊物同时发行。
(12)该理念被统称为“伦理的帝国主义”。其中的“立宪主义”，主张用宪法限制天皇的权力，带有民主色彩。相关内容参见钱昕怡：《简论浮田和民的“伦理的帝国主义”》，《日本研究》2012年第2期。
(13)由当时的日本政治学者吉野作造提出，主张不论主权是否在民，至少应以人民为根本，代表人民利益。
(14)即Democratic Nationalism。也有研究将此称为“National Democracy”。参见佐藤太久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デモクラシ一」，『霊性と平和』，2016年第1期。
(15)岡本幸治：『北一輝転換期の思想構造』，ミノルヴア書房，1996年，第43页。
(16)参见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一論』，中央公論社，1974年，第41页。
(17)吉野作造：「民本主義の意義を説ぃて再び憲政有終の美を済すゐ途を論ず」，『中央公論』，1918年第1期。
(18)吉野作造：「豪州人の日露戦争観を読みて」，转引自佐藤太久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デモクラシ一」，『霊性と平和』，2016年第1期。
(19)米谷匡史：『アジア/日本』，岩波書店，2010年，第82页。
(20)吉野作造：『満韓を視察して』，松尾尊兊：『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筑摩書房，1976年，第168、174-175页。
(21)吉野作造：『日支交渉論』，警醒社書店，1915年，第255页。
(22)若宫卯之助：「大亜細亜主義とは何ぞや」，『中央公論』，1917年第4期。
(23)即“Ultra-Nationalism”，最早出现于1945年9月22日的美国文件《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此后由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翻译为“超国家主义”，并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广泛运用。
(24)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世紀システム』，第一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177页。
(25)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26)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芙蓉書房，1998年，第194-196页。
(27)大川周明：『安楽の門』，出雲書房，1951年，第803页。
(28)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会：『大川周明関係文書』，第107、111-112页。
(29)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社会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91-92页。
(30)松本健一：『大川周明』，岩波書店，2004年，第354页。
(31)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大鎧閣，1921年，第4、8页。
(32)大川周明：『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大鎧閣，1922年，第6-7页。
